首页 >> >> 媒体连连看 >> 特别的藏品,永远的情怀

特别的藏品,永远的情怀

  年轻时的贺绿汀   

  贺绿汀藏起的延安生产的针药   

  延安大生产运动   

  窑洞前纺线   

  秦鸿钧烈士与妻子韩慧如   

  ▲秦鸿钧烈士所使用的收发报机   

  ◆秦鸿钧自绘的发报机线路图   

  ◆秦鸿钧夫妇与孩子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背后的红色记忆   

  一支延安出品的针药
  顾黎琼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支针药,它是一支盐酸吗啡,它更是一剂在抗战时期鼓舞士气支持斗志的强心针!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1939年到1941年,陕甘宁边区遭受了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轮番侵袭,使物资供应严重匮乏。陕甘宁边区本来就是一个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粮食不足、老百姓靠天吃饭的地方。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特别是爱国知识青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阻拦,克服千难万险,从祖国四面八方涌入延安,来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使延安和边区这块狭小而贫穷的地方人口急剧膨胀,这也更加加剧了资源贫乏的严重程度。
  蒋介石制造种种借口,从1940年冬天起,不仅完全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而且调集以嫡系胡宗南部为主的大批部队,分驻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各县,形成五道包围封锁线,完全切断了陕甘宁边区同外界的一切经济往来,断绝了边区的全部外援。同时,国民党还以种种卑劣手段,肆意干扰和破坏边区的财政经济秩序,公开叫嚷:“一斤棉花、一尺布,也不准进入边区。”并且不断搞反共磨擦,掀起反共高潮。
  这些压迫围困,致使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一度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敌后经济战线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对红色根据地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进攻密切结合的。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这段时期的情况概括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于是,在这最困难的时刻,为了坚持抗战,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来一个大动员,几万人下一个大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从此,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人民军队一马当先,带领着大家,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迅速地开展了一场党政军民学参加的以发展农业为主的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让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航船快速驶向胜利的彼岸。
  1940年冬天,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向全党庄严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之中的根据地里,发展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不仅开荒生产、种地养畜,更是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粮食加工作坊,成立了运输队、军人合作社,发展了对外贸易等,各项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培养了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奋斗的精神。
  著名音乐家、教育家贺绿汀先生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积极参加上海文艺界抗日救亡演剧队,奔赴武汉、郑州、西安等各地进行的演出,大力宣传抗日。抗战胜利时,贺绿汀带着家眷由延安赶赴东北工作,谁料途中儿子突发高烧,情况紧急,组织上立刻找来了一盒那时根据地自己生产的退热针剂盐酸吗啡,效果立竿见影,孩子转危为安。孩子病好了以后,还剩下一支针剂没有用完,贺绿汀小心翼翼地将它珍藏了起来。多年后,他亲手把这支在困难时期由红色根据地药厂生产的无比珍贵的针剂捐赠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今天,这支针药静静地躺在写着“中华大药厂”的药盒里,它的形状像极了一枚子弹,它小小的,却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它不仅治了一场病,救了一个孩子,更在艰难岁月里发射出无比强盛的威力; 金色的液体在瓶子里流动着,好似延安精神的光芒熠熠闪耀。抗战那些年,人民在困苦中渴盼着梦想着和平,正是延安精神带领着大家,让梦想照进了现实。那种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不屈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练俯卧撑只为发出红色电波
  赵婕

  1938年,上海法租界的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3楼来了一对新婚夫妇,丈夫秦鸿钧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菜市路(今顺昌路)口开了一家糖果店,妻子韩慧如是一名教师。住在楼里的邻居可不少,有外国舞女,有游手好闲的“大烟鬼”,也有有钱人家的帮佣……五花八门。韩慧如总对这些人有想法,觉得自己曾经是名教师,和他们搭不上话,干脆就不理他们。秦鸿钧可不一样,整天乐呵呵的,和这个拉几句家常话,和那个打声招呼,时间稍长,邻居们都觉得这位“老板”好相处,遇到些困难,便常常请这位年轻老板帮帮忙。
  其实秦鸿钧是中共地下党员,受上级党组织调派前来上海设立秘密电台,为掩护地下电台的工作,党组织要求他在上海建立家庭。他结婚后开了一家糖果店作掩护,而韩慧如则成了一名家庭妇女。秦鸿钧耐心地开导韩慧如说:“咱们是干革命的,走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搞好关系,这对咱们革命有利!我们干的是革命大业,跑跑腿出点力算什么呢?咱们暂时受点委屈,可是能和群众生活在一起,这有利于我们的工作。”听了这些话,韩慧如算是明白了。从此,她也和秦鸿钧一样,热情友好地和邻居相处。
  秦鸿钧白天当老板,在外面到处跑,晚上又要工作到深夜,相当繁忙,晚饭后他还要在家练习俯卧撑。开始时,韩慧如以为他是偶尔玩玩,谁知他每晚都要做几十下。练得浑身冒汗才肯歇一歇。韩慧如对他这一举动感到不解,劝他不要累坏身体。有一次,韩慧如看见秦鸿钧在地板上搁起两只木凳,人站在木凳上,推开房顶天花板上的一块木盖,露出一个小洞,他双臂向上一伸抓着沿口,很轻巧地往上一撑,整个身子就钻入洞口。原来,他在楼顶天花板内架设了电台的天线。电台开始工作时,他就用钩子把天线伸出房顶外。工作完毕,他又钩进天线,将其密藏在天花板内。有时候,电台发生故障或产生杂音,他就得钻入洞内检查天线。这时韩慧如明白了,丈夫平日坚持锻炼臂力,就是为了便于检查和修理。
  1939年7月,党组织调派他们俩前往哈尔滨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春,由于形势恶化,上级党组织遭到东北敌特机关的严重破坏。秦鸿钧和韩慧如经天津到达上海,想方设法寻找党的组织。同年夏天,秦鸿钧跟党组织接上了关系。秦鸿钧在打浦桥新街新南里315号安排全家居住下来,并架设了新的电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韩慧如已是一名共产党员,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协助秦鸿钧接送文件情报。
  秦鸿钧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地下电台的收发报工作,白天“失业”在家买、汏、烧,包揽家务事,夜晚做收发电报的工作。韩慧如则白天外出当教师,晚上出去送文件情报。邻居们好奇地问她:“你怎么晚上还出去?”韩慧如说:“我去当家庭教师,想多挣点钱补贴家用。”于是,邻居们当着秦鸿钧的面开玩笑说:“秦先生,看你们俩倒过来了。”韩慧如听了这些话,为秦鸿钧深感委屈。然而,秦鸿钧却非常高兴地对她说:“别人讥笑我,说我这个男人没用,就说明我这个失业者装得像,这对掩护地下工作更有利。”
  1949年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夫妇同时被敌人逮捕,国民党军警分别审讯他俩。韩慧如被敌人打得手心发麻发肿,但她咬紧牙关一声不响。敌人又把韩慧如带到秦鸿钧身边,当着她的面,给秦鸿钧上老虎凳,灌辣椒水,打断他的两条腿骨,逼迫他说出上级党组织领导人。秦鸿钧即便昏死过去醒来也不吐露一个字。韩慧如站在旁边强忍着悲痛,愤怒地看着敌人。敌人把夫妻俩关在一起,在牢门外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企图乘他们在牢中相互交谈之际打探出某些重要线索。然而,敌人打错了算盘,秦鸿钧乘敌人在打瞌睡时,忍着剧痛爬到韩慧如身边,轻声对她说:“我不能活着出去了,如果你能活着出去,决不要忘记我们肩负的责任。”以后,他又嘱咐韩慧如:“把我绘制的那张发报机线路图交给党组织,留作纪念。”
  秦鸿钧的邻居李墨林是他的同乡好友,秦鸿钧曾把一台旧的收发报机和备用零件寄放在他家。得知秦鸿钧夫妇被捕消息后,李家儿媳胡秀娟马上把放在隔板上的收发报机等取下来,用布包着,转移到隔壁邻居家中。第二天天快亮时,胡秀娟把妹夫史长龄叫来,一起到邻居家取出收发报机等物并请妹夫将这些物品藏到自己娘家。上海解放后,韩慧如从李墨林的儿媳妇手中取回了这台收发报机,郑重地捐献给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秦鸿钧夫妇被捕后,家中留下了11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为了解决两个孩子的生活和安全问题,胡秀娟主动承担了抚养照看两个孩子的责任。5月中旬,两个孩子吵着要见爸爸妈妈,胡秀娟就带着他俩到上海一座座监狱去打听秦鸿钧和韩慧如的下落。在上海街头奔波了好几天,总算打听到他俩被关押在北四川路黄渡路口的一座监狱里。然而,秦鸿钧却已在5月7日壮烈牺牲了。两个孩子再也见不到爸爸了。5月25日,天蒙蒙亮,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上海解放的时刻到了,韩慧如和其他中共地下党员勇敢地带领被关押的群众,自行砸开牢门跑了出来。
  秦鸿钧烈士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又是伟大的。他天天面对的是一架没有生命的机器,然而,他用毕生精力传播着永不消失的电波,建立起了共产党地下组织和党中央间的秘密通讯桥梁。